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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读后感大全_情感文章

时间:2020-10-16来源:施於有政网

  《歌德》是一本由[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Rudiger Safransk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9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歌德》精选点评:

  ●萨弗兰斯基还是保守了,太维护”歌德“这俩字自带的伟岸了,就多让他在他那些色情诗里自我放飞一会儿不好吗?

  ●歌德:「终结一切的狂妄,美的力量才能保存。」在世界本质之前撤身,让现象作用于自身。歌德与席勒,成为反对时代野蛮精神的两座灯塔。也可以理解,尼采对歌德的推崇了

  ●平衡、内在统一,从直觉出发,成为自己所是的人。对现代主义的忧虑,每个人都需要断念。

  ●两个月前读完的,印象多少有些淡了……它是一部思想传记,从丰富的原始资料中梳理歌德的思想轨迹,相比一大堆普及性的、且时不时流于八卦或因循习见的歌德传记实在是好得多了

  ●生命的时间于他太宝贵,他不愿将它浪费在批评者身上。对手不在考虑之内。 如何走出自身或书本的虚幻世界,克服爱情的悲辛?药方是克服私情,积极入世。你若想享受世界的价值,你就得赋予世界价值。 终结一切的狂妄,美的力量才能保存。这是歌德的生命准则。他热爱文学,但讨厌文学上的激愤者,尤其不喜欢那些尚且无法照顾自己,就以为能用观念治理世界的文人。他晚年极力强调断念,就是放弃去实现什么,尽管人们原本希望这个。这可能是一种关系,一种行动,一种占有。为何要断念?为了防止一种更大的损失。倘若有人不断追求新事物。依恋最后会夺走他的时间的事物,他就会不断地感到失望。通过断念,世人得以抵抗失望,保持独立。而断念最炽热的核心乃是色情的断念。 抓住每个微小快乐,但不去解剖它们——一言以蔽之,每天更多地进入儿童的意识。

  ●虽然翻译不太顺,但瑕不掩瑜,是我爱的那个歌德

  ●歌德坚持自己: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在现实中走向毁灭。 对于虔敬者,他不信神;对于道德家,他太贪恋色情;对于民主主义者,他又有过多的贵族气。这棵大树将所有人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下,让他们日渐枯萎。

  ●萨氏的书从不让人失望,基本可以从哲学层面了解歌德的主要著作和事件,同时不失美感和诗意。歌德是斯宾诺莎泛神论者,从自然和自身发现神性。他对圣西门主义和工业化的担心,两百年后依然犀利当时。

  《歌德》读后感(一):诗与真的备注

  以一种相对简洁的随笔式叙述风格写就,特别是与主体正文字体相呼应的大量斜体引文(均出自歌德的《诗与真》)。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位思想史作家,也是一位哲学作家,所以他的传记风格有抽象的逻辑引证,但是只是在行文风格上呈现,叙事依然是文学式的。所以有一种即微观于史料又宏观于传记写作之上的视角。

  《歌德》读后感(二):歌德的生命为何被称为一部“杰作”

  歌德早期的文学著作至今被视为标杆。但他本人在法兰克福的天才时代之后心生厌倦,甘冒彻底决裂的风险,1775年进入萨克森—魏玛的小公国,作为公爵的朋友,最终升任公国肱骨大臣。当他继续创作令人难忘的诗歌、戏剧、小说,并长期琢磨《浮士德》的写作计划时,他逐渐明白,他真正的创作也许是他的生命本身,而他也愿意在历史的狂飙浪潮中,赋予此生以不可混淆的形象。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描绘的不仅是创作及其时代,还有这项工作自身。在他的书中由此也涉及一种生命艺术的例子,它部分成功,部分失败,但对我们来说总是意味深长、富有教益。

  《歌德——生命的杰作》的作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1945年生,曾学习日耳曼学、哲学、历史和艺术史。1984年以关于霍夫曼的书建立自己作为传记作家的声誉,而后出版了关于海德格尔、尼采和席勒之生平和思想、关于歌德和席勒之友谊的书。与此平行,作家还推出关于真理、恶以及全球化之可行性的书。这位多次获奖的哲学家和作家的书已被译成29种语言。

  萨弗兰斯基文字优美、才华横溢,能够将大量史料和独特观点圆融地浸润于通俗的讲述之中。2002年,作为德国电视二台(ZDF)的主持人之一,萨氏担纲主持的电视节目“哲学四重奏”,为他赢得了十分广泛的公共知名度。

  《歌德》读后感(三):德语媒体推介

  德语传记的黄金标准。

  ——Dennis Scheck,《每日镜报》

  十分迷人……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成功地让读者再次爱上歌德。

  ——Ijoma Mangold,《时代周刊》

  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传记,一部生命的杰作,一幅极好的画像。

  ——Roman Bucheli,《新苏黎世报》

  卓越的著作。一位文化巨匠的又一座纪念碑。

  ——《德国明星周刊》

  萨弗兰斯基以何等的热情与无限的敬重讲述了这一切,《歌德——生命的杰作》不仅富于教益,而且鼓舞人心。

  ——Felicitas von Lovenberg,《法兰克福汇报》

  《歌德》读后感(四):孙一洲评《歌德》︱“海伦——古典而浪漫的幻象”孙一洲 2019-07-12 11:4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孙一洲 20 19-07-12 11:42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海伦——古典而浪漫的幻象

  靡菲斯特的祝福

  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德意志民族祖述家学,把自身的传统追述到日耳曼人的口传诗歌。坊间假托查理五世之名笑曰:“朕用西班牙语向天主祈祷,用意大利语对女士调情,用法语和绅士寒暄,用德语调教朕的马匹”,就形象地勾勒了晚近以前德语的地位。对德语民族来说,十八世纪诞生的歌德和康德才是他们的时刻。所谓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非常贴合两位巨子之于德国文化的象征性地位。时至今日,德语世界的文科研究仍在继续对他们的无尽研究。几乎所有民族都自称历史源远流长,但即使是其中少数名副其实者,民族的文化记忆也往郑州癫痫病治疗的权威医院?往是由个别时刻决定的,并不完全依赖虚拟的谱系。

  相比长期因宗教原因而隐为敌国的东德(普鲁士)和南德(奥地利),歌德的家乡法兰克福所在的西德大抵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里的市场经济确实源远流长,被科塞勒克视为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之一。从黎塞留的大国崛起到俾斯麦的大国崛起之间,这一地区周期性被法国人所占领,所以此处的居民对英法的先进文化都毫不陌生。当出生在特里尔的马克思写下“莱茵河对岸的资本主义”时候,他在陈述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事实。

  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战后哲学家想要为德国找到一条不同于宗教(南德)和军国(东德)的道路,对市民阶级曾扮演过的历史角色评价颇高。可如果细究史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市民阶级对历史的主体意识极其淡泊,四处充斥着攀龙附凤的庸人。他们一掷千金,只为了能与贵族同桌进餐。歌德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依靠继承早早实现了包租公的财务自由,在游手好闲之余把毕生的志向和事业锁定在贵族的荣衔上。在只得到了几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或曰监生之后,又把梦想过继为儿子的教育方针。 父亲对歌德的影响很可能超乎材料和语言的层面。之后的歌德虽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似乎并没有越出父亲铺设好的轨道。他的父亲六艺皆通,尤其注重督促儿子学习法律以求得晋身之阶。可一旦脱离父母,歌德就开始虚应故事。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涯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自幼便周旋于名流之中的歌德长期寄情于诗歌与交际,只有在考试前才强打精神死记硬背,并留下了一些痼疾和对他而言并不多见的精神抑郁的信件。

  歌德最终未取得博士学位便草草收场。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的博士还不是学术生产线的螺丝钉,并没有漫长的履修年限要求。卡尔·马克思博士从入学到拨穗,只花了四年半。校方明码标价,让歌德一度有机会买来这一文凭,被他谢绝。美化者可以将之粉饰为钱锺书式的慵懒(钱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答辩,却没有申请学位),但歌德的真实经历似乎更接近《围城》的方鸿渐。

  硕士毕业的歌德曾作为律师实习。那个时代没有口头审讯,争诉只能由律师笔谈,以至于当事人经常诅咒天杀的律师不讲人话。歌德关系过硬,无需为案源发愁,在这些申诉书和判决书中完全放飞自我,简直就是在为写作练笔。随后,他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帝国最高法院实习,按部就班走上了公务员之路。反正什么学位都殊途同归,这似乎更佐证了歌德不买文凭的英明决定。这段法律从业经历对歌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如随军记者丘吉尔。

  歌德的才学虽然足以胜任律师和基层法官的角色,却始终缺乏兴致。父亲见寄托的抱负遥遥无期,失望不言而喻。可这样的教育真正失败了吗?不正是他高朋满座的客厅让歌德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吗?不正是他整日吹嘘年轻时的心灵净化之旅,把罗马视为祖传的拉萨,让儿子写出了《意大利游记》,让孙子最终也客死异乡吗?最重要的是,不正是他帮闲不帮忙的生活姿态,亲手将歌德送进了魏玛的袖珍宫廷,直到“倒贴贵族”最终出现在一代新人嘲讽歌德的讣告里吗?才华横溢的文青歌德在仕途上将应名点卯的法官歌德弯道超车,端赖父亲的身教。人的行为模式总是越过有限的语言直接传染,就像教养和身家首先见于举止点滴。念叨着“不要学我”的家长对语言的无力感到愤懑,总是要付出额外代价才能补救。

  歌德的感情生活异常丰富,不时深陷女性的魅力之中,让他觉得有必要书写这些受压抑又轻佻的情绪。维特如作者本人,是个多愁善感的情种,郊游和自杀的念头也有迹可循。不过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称之为自传是绝不合适的,尽管歌德一生都被不停地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歌德笔下人物的原型总是杂糅着他几位朋友的故事,更因为他的独白书信体释放了文学中的私密的个体性。歌德后来的作品大都如此,虽有作者的经历可参照,却也不愿放弃诗学的流畅和瑰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时人找到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爱洛漪丝》,而世人则找到了属于现代人的恋人絮语。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当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尽管此前此后歌德都有不少佳作问世。即使纵观整个人类文学史,取得如此国际性(欧洲性)声望的作品都屈指可数。从1750年到1800年这半个世纪,德语区的阅读人口翻了一番。在这个“墨迹斑斑的时代”(席勒语),身处斗室的读者缺乏社交,只能在文学的叙述中亲历恢弘。没有人比维特那些失魂落魄的独白和自我放逐更贴合他们激荡的内心。他们狂热地供奉这位写出他们心声的文学天才,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小国魏玛的年轻公爵。

  入世的浮士德博士

  一夜成名的歌德习惯了处于舞台中央,文学上的奉承已经满足不了他,必须寻求现实的成就。歌德一开始前往魏玛只是出于逃避情人,却最终成就了一段一世为臣的佳话。所谓天造地设,不外乎气味相投。一方面,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莫说耕战为生的容克,即使亚历山大·洪堡这样精通矿业的能吏应邀入幕,也几无用武之地。公国礼贤下士,能招徕的也大都是这些文人。这并不是政策有意疏导,而是诸侯的格局所限。魏玛的宫廷花团锦簇,在歌德抵达时已有了上一代的大文豪维兰德。另一方面,歌德继承乃父之志,渴望功名。父亲嫌魏玛地狭民寡,配不上儿子的名望。实际上以魏玛的民力供奉这样一个虚荣的宫廷,已经满负荷了。只有如此,名大实虚的官衔最能满足父子俩的人生追求。 年轻公国官员歌德整顿矿产,修葺道路,只留下赤字和一地鸡毛。他最大的政绩反而是将公爵耀武扬威的五千人军队裁撤为数百人的治安队,没有辜负他所笃信的君民鱼水情。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年轻好动,和年纪略长但同样活泼好动的歌德很有共同语言。加之他仰慕大伯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之间的佳话,一直想延揽一位英才充当顾问。耆宿老臣嫌歌德有些轻浮,并不冤枉,好在歌德很有分寸,没有惹事。《罗马哀歌》中那些被席勒删去的诗句色情淫秽,唯有公爵会心一笑。歌德与公爵的母亲也关系密切,一度流出绯闻。他漫长仕宦生涯中最大的冲突是与公爵的情妇争夺剧院的控制权,很能反映出他的地位身份。只要公爵的宠信不衰,他甚至可以不用告假就去罗马度假两年。

  这并不是说他的官僚生涯是不称职的,而是说他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为公国充当谈资。拿破仑屡次接见歌德,称自己是《维特》的死忠粉。这样的表述应该不仅是礼节性的,歌德却不曾向旁人提起,说明他很有自知之明。他的职务屡次变动,只有画院和剧院任职最久。魏玛公国是耶拿大学的保护人,庇护了很多疑似叛逆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狂飙突进和观念论哲学的策源地。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和国家大剧武汉癫痫治疗医院那家靠谱院院长职务的歌德处在这样的历史当口,成为德国知识界的中心并不意外。但考虑到几乎每一位同时代的知识名流都与歌德有交集,就不得不感叹他的人格魅力。

  神学家赫尔德是歌德自大学时代起的引路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歌德的才华。他虽然不时以歌德的恩人自居,对《铁手葛兹》和《维特》不乏贬损,但在人前却对歌德赞不绝口。歌德自叙是赫尔德向他介绍了莎士比亚,但他那种泛神论式的世界观可能更直接地影响了歌德的诗学。另一位前辈文豪维兰德先于歌德抵达魏玛,以其率直赢得了歌德由衷的敬意,也证明两人关系谈不上亲近。

  几乎每一本德国文学史都少不了魏玛剧院前歌德与席勒两人的牵手像。他们的友谊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纪元。他们并不是一拍即合,而是在相识数年后偶然擦出了火花。席勒策划了一套名为《季节女神》的刊物,网罗当时乃至今日最重磅的德语文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德、威廉·洪堡、费希特、施莱格尔甚至康德——为之供稿。要组建一套全明星的阵容,自然不能略过歌德。席勒惴惴地向歌德发出邀请,因为他并没有在两人的初次见面中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克林格尔、伦茨和荷尔德林这些文坛的希望之星都因不入歌德法眼而倍受打击,命运多舛,可见歌德的认可自有其命运上的分量。 和很多刊物一样,这套阵容璀璨的刊物不出所料地因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在理念上的争执(和作者们的口惠而实不至)最终戛然而止,但席勒却收获了与歌德的友谊。歌德惊喜地发现,两人具有路径上的互补:他长于直觉和观察,从具体和特殊把握概念;席勒则具备诗学上的理论才华,从概念出发归纳和演绎。歌德将席勒称为意识的镜子,两人出双入对,一刻不停地交流着彼此的创作。有了这种刺激(和席勒的督导),歌德重新找到了创作的热情和动力。直到席勒(短暂)一生的终点,歌德仍不愿放手,偷偷将席勒的颅骨藏在了书房长达一年之久。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构成另一个整齐的序列,仿佛在刻意收集哲学史的名录。因《试论一切启示》而被视为“小康德”的费希特就是在歌德的争取下,前来耶拿任教,直到这位哲学巨匠因不知进退而以极其丢脸的方式被扫地出门。谢林则是当时耶拿闪耀的哲学王子,坊间传言他的自然哲学精湛如巫术。在阅读《精神现象学》之前很多年,歌德就抱过黑格尔的私生子,大概因为他本人当年奉子隐婚的经历。至于在哲学史上以生前郁郁不得志而闻名的叔本华,在年轻时就用言辞近乎失礼的书信展现了自己的桀骜。歌德居然对这位后生晚辈很有耐心,证明了他名不虚传。

  诗的万有引力之虹 事实上,歌德本人在哲学上属于更早的世代。他的成长环境文化烂熟,远非哥尼斯堡这种文化飞地可比。加之自幼条件优渥,不用像康德、黑格尔这些穷家子一样喂马劈柴,文风也自然不会有新教徒的清健。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巨子,歌德一直欣赏不来康德对理性的推崇。他的世界具体而斑斓,不需要逻辑来展开。在这样的世界观背后,是斯宾诺莎式泛神论的巨大投影——自然是上帝的化身,诗学才是通向自然的捷径,必须把住感性的关隘。歌德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小说家,他的体裁和形式都不完全依托于文本。朗诵是诗歌的必要环节,就像演出是戏剧的必要环节。歌德经常亲自披挂上阵,直观地传达他对世界的爱恨。 这种形式与歌德入仕的抱负互为表里,像浮士德一样,他很少将自己视为职业作家,遑论书斋知识分子,因为他对生活的热情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康德的自然科学是观察行星规律的苍鹰之眼,歌德的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色彩与矿石的青蝇之眼。虽然今天两者同属于经不起观测的伪科学,但从对象的偏好上很能看出哲学和诗学各自的源流和野心。泛神论对自然的敏锐和诗学对语言敏锐难分彼此,除了《浮士德》之外,《色彩学》是歌德写得最久的一本书。这本书因装帧适于收藏而销量不错,但歌德却更期待科学界的正面反馈。 终其一生,歌德从未隐瞒他在宗教上的疑虑。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上帝仅被等同于满足感和心灵启示。歌德一生很少去教堂,却抱怨新教的缺少圣礼。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那有时近乎恋物的审美情结。他将耶稣的存在视为文学而非神学,不到半个世纪后青年黑格尔学派也抱有类似言论,成为马克思的源头活水。考虑到他曾将自己魏玛公爵归入恶魔般的生灵,他将拿破仑比作埃格蒙特的恶魔形象显然不是出于蔑视。在他的文学意象中,恶魔都不是消极的。无论在个人生活和小说情节中,歌德及其主角都频繁地爱上别人家的老婆,更不可能亲近伦理学背后潜藏的道德主义。 歌德仍然是活在启蒙时代,与他的泛神论相符。这在他对法国的暧昧态度上得到十足体现。在大学时代他曾感染过一些青年的热情,嘲笑法国人穿着希腊的盔甲,伪装成欧洲文明的共主。《诗与真》中说到:“我们觉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太刻板、太高雅,他们的诗过于冷漠,他们的批评偏于否定,他们的哲学晦涩而又不充分。”滑稽的是,同样的描述完全适用于日后德国人的民族形象。 可当更晚的民族主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滔天巨浪扑面而来时,歌德却像遗老遗少一样,惊恐于后生晚辈的粗暴。法国大革命的流血牺牲被他称为无妄之灾,连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运动都被他看作教书匠的呓语。离开耶拿后的费希特以《告德意志民族同胞书》呼唤德国人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让歌德高看一眼。法军洗劫耶拿,他反而对拿破仑抱有类似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高度评价。他也得到拿破仑多次召见,甚至以此为由拖稿,出版商自然不敢造次。当拿破仑从莫斯科惨败而归时,仍不忘差人向歌德问好。当反法情绪四处蔓延时,他不合时宜地在《诗与真》中追忆小时候与法国占领军的融洽关系。这样赤裸的“德奸”行为没有在莱比锡会战被群众清算,可见伟大的文学家也需要心胸宽广的人民。 歌德心中的法兰西的精神碎片实际上折射了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梦想。法语当时仍是高贵的雅言,连接着全欧洲的精英。歌德一生只陪同公爵造访过一次柏林,甚至少于罗马,还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对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和激进非常警惕,推崇巴尔扎克、拜伦和曼佐尼。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费希特所谓的德国人,似乎很成问题。如果说如此世界主义的歌德在谈话录中发明了“世界文学”一词,并不出人意料。但这个词事实上一开始最先用于讨论中国文学(见李双志的考证),则不得不让人惊叹歌德的视野开阔。 国民作家歌德靠着梅特涅,享有其他文学家所没有的专属版权。新一代德国人受到了大革命精神的洗礼,嘲笑歌德被贵族包养的事实。歌德反过来用拉丁语“velox”(快速)和德语“Luzifer”(魔鬼)杜撰了“verlizoferisch”这个词,嘲讽新时代的匆忙。用法国大革命史的术语来说,歌德就是一位如假包换的穿袍贵族,像茨威格一样依恋属于他的旧世界。 当然,任何鄙薄并不影响睡觉时口吐白沫是怎么回事老歌德对生命的热爱,直到古稀之年他仍有向少女求婚的勇气。终其一生,他像《浮士德》中海伦一幕的主人公不停变换角色,一位诗人、一名官员、一个情种。他的诗歌气象万千,却很少考虑彼岸。或巧合或故意,歌德缺席了很多亲友的葬礼,包括且不限于他的恩主魏玛公爵和知己席勒。相比同时代那些短命的天才,他离死亡好像总是那么远。当维特死后,没有一位牧师给他送葬。可歌德不同,他是德语的但丁兼卢梭,送行的读者一直排到了今天。

  责任编辑:彭珊珊

  《歌德》读后感(五):黄雪媛:歌德诞辰270周年丨谁若只懂得文学,就对生活知之甚少

  本文刊登于2019年8月27日《文汇报 记忆 》,转载请注明出处。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歌德都是德意志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无可比拟的人物,他属于“一次性”的天才现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歌德当然首先是超凡脱俗的世界级诗人,他一生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无论何时何地,歌德总能即兴赋咏,信手拈来皆是“诗”。歌德在诗里吸饮纯洁生命的欢悦和痛苦,但他血液里除了奔腾荡漾的诗兴,也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现实客观的注目。“诗既美又善,但它无法引导生命。谁若仅懂得文学,就对生活知之甚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也是生活观。歌德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诗人和世俗生活并不相悖。尽管他承认,他真正的快乐来自“诗意的冥想与创作”,但我们知道歌德的“副业”不止一桩,且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他是殚精竭虑的宫廷枢密顾问,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乐趣无穷的生活家和收藏家,以及,无可否认的:歌德也是一生恋爱无数的情圣。如果说浮士德代表着歌德形而上的一面,那么梅菲斯托就是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歌德是极少数把灵魂与肉体、精神创造与世俗生活融合得极为高明的幸运者。

  歌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被视为圣哲,被奉为“半神”。青年歌德的丰神俊朗、活泼狂野,令无数男女为其风采才华倾倒;25岁,少年维特横空出世,一句“我返回自身,发现了一个世界”,让世人耳目一新!不必说18岁的魏玛大公对歌德爱慕有加,一生厚待,就连拿破仑也不甘落后,声称自己至少读过七遍“维特”;中年歌德堪称“当世大儒”:博学多才,沉稳优雅;他携手青年席勒,把德国文学推向巅峰时代,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老年歌德俨然如“国王”,沉默寡言,威仪万千,令人膜拜又令人畏惧,是思想的丰碑亦是新生力量的障碍,以至于1832年歌德逝世之后,整个德国知识文化界沉浸于悲伤的同时,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歌德时代”终于结束了。

  想当年,魏玛妇女广场边上那栋花园房子,曾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整个世界的目光,多少同时代人把争取到歌德的关注视为幸福和荣耀。如果要定义歌德与他的时代的关系,我们可以说:18世纪造就了这个天才,而这个天才又以“令人感到玄妙的,先知般直觉”(托马斯·曼语)预言并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那么,在歌德诞生270周年之际,在时代气质和世道人心早已几度沧海桑田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歌德,纪念歌德?他对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有何指导意义?换句话说,歌德有没有“过时”?

  德国著名学者、传记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给出了令人心动的回答。萨弗兰斯基认为歌德“不仅以其著作,而且也以其生命而令人振奋。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个生命的大师。两者合一,让他对后世来说,成为取之不竭的源泉……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机会,以歌德为镜,更好的理解自身和自己的时代。”萨弗兰斯基于2013年推出了可作为其创作巅峰标志的传记《歌德:生命的艺术品》(Goethe:Kunstwerk des Lebens)(三联书店于2019年5月首推中文版,书名为《歌德——生命的杰作》,译者为卫茂平教授)。萨氏怀着郑重爱戴的态度,使用的却是一种轻盈流转的笔法,把这尊高高在上的“半神”重新拉回到人间,让读者见识到一个丰富的、真实的个体生命是如何一步步自我启迪、自我建构、自我完成的。在笔者看来,歌德的生命智慧和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丝毫不亚于他的著作,现代人完全可以把歌德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精神导师来亲近,而不应该只让他存在于文学史中,成为一个象征符号。

  不知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爱自己往往是一个传奇式生活的开端”。这里的爱,并非是自我迷恋,它意味着对自我生命的强烈认同和深刻关注,意味着一条富有创意、并且被一种超人的意志和责任感引导着的自我发展之路。歌德对自己的“天分”是有高度自觉的。在31岁时写给年长八岁的苏黎世友人拉法特尔的信中,歌德有这么一番自我预言:

  歌德终其一生都不曾遗忘这份“造塔”使命。他孜孜不倦地建构着自己,并把“造塔”的过程一一记录,以示世人。托马斯·曼曾言:“歌德是最完美意义上的教育家式的人。他一生中两部纪念碑般的作品《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是教育诗篇,是人的教育培养过程的展示。”相较于我们对莎士比亚生平的一无所知,歌德的全部作品都具有自传色彩。维特、浮士德、威廉·迈斯特个个都有他的分身和影子,而《歌德谈话录》《诗与真》以及浩瀚的书信札记让歌德的形象乃至他内心生活的种种都得以“复活”。

  通常,在世人眼里,歌德可谓顶级“人生赢家”:家世优渥,仕途顺遂,高朋满座,四海驰名。歌德身上还有令世人艳羡的一点:歌德爱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爱:兄妹之爱,知己之爱,恋人之爱,家庭之爱,师徒之爱。他的一生是被“爱”引领着、开拓着的一生。“爱”与他的创作和生命连成一体。歌德有诗云:

  爱成就了歌德,助推了他的天才之喷薄。但我们不要忘了,歌德的一生也是辛劳的一生。老年歌德有一回向他的秘书艾克曼博士倾吐:“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引自《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这番话是对他25岁时写下的那首《普罗米修士》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显然,歌德是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士了,他自动背负了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使命,沉浸其中,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欢乐。“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

  直到他生命结束前的半年,82岁的他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求新的素材,新的自我。在歌德聊城羊羔疯是怎么治疗的的时代,正是“天才”之说流行的时代。康德明确肯定“天才”的存在:“在一切艺术之中占首位的是诗,诗的根源完全在于天才。”歌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完全明白自己犹如缪斯的宠儿,注定会名垂青史,另一方面又不忘训导年轻人,天才的养成要依赖勤学苦练。在他的生命接近尾声之际,歌德对“天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对艾克曼说:“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歌德身为巨人,庄严自持,又兼虚怀若谷,清醒自知。

  在歌德留下的格言诗和谈话录里,我们常常读到他对“理智”的重视和对“适度”原则的主张。这两样也是歌德保持健康、长享盛名的秘诀,正所谓 “知足知止,知足不辱,知足不殆” 。譬如,他认为雨果是“过度多产”:“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再譬如论及“自由”,歌德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从事本行的工作就够了。他甚至认为对自由理想的过度追求害了席勒,导致席勒身心耗竭,断送了性命。我们可以想象歌德说此话的时候心里该有多么遗憾。席勒应该是歌德一生中唯一智力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生得比他晚,却死得比他早。十年亲密相处,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如今故人音沉响绝,歌德难免有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即使后来歌德又有了策尔特这样的密友,也难以填补他失去席勒的空白。在席勒去世20年后,歌德有一个惊骇之举:据说他悄悄把席勒的头盖骨带回,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相对,长达一年。

  歌德年轻时恃才傲物、一骑绝尘,随着年岁增长,岁月安稳,他性格中市民性的一面日益凸显。他越来越讨厌偏激的观点,暴力的行为,连带着不认同剑走偏锋、愤世嫉俗之人,比如拜伦,比如贝多芬。歌德惊叹拜伦的非凡才能,认为在创造才能方面,世人无一能与拜伦争锋,“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但是他对拜伦的性格却不以为然。歌德痛惜拜伦的早陨。他认为拜伦跑到希腊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是“对世界的误解”。

  歌德像是一颗星辰,围转着自己的重担,最大的任务就是“完成自己”。为此,他树立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如萨弗兰斯基所言:“一个精神和灵魂免疫系统”。他只去接受他所能应付的世界,而对于他无法理解和无法接纳的一切,就排除在自己的生命圆圈之外。

  歌德追求的是“平衡”和“建设”。对于世界的好与坏,歌德主张不必为坏事伤心,而只去永远做好事。“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

  对歌德而言,坐在一棵树下乘凉,而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不去了解它需要什么样的生长环境;赞美蓝天白云,却不寻思天空的蓝色缘何而来,云朵的形成是什么原理,这都是不应该的。鸟兽虫鱼,皆有命名,天地万物,皆有其理。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大自然是细节构成的王国,所以歌德主张:“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歌德一向贬低那些沉溺于主观情绪而忽略现实细节的诗人。

  歌德的文艺观念既受古希腊传统的滋养,又得到现实主义的支撑,他的艺术探寻之路就是一条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之路。

  因此,歌德是这样一个兼具诗性和科学性的自然之子。他既能写出《荒原小玫瑰》这样清新伤感的少年爱情,《浪游者夜歌》这般返璞归真的生命感悟,也能写出研究植物起源与变形的著作《植物变形学》,他还著有《实验论》和《色彩学》,甚至还有一项重要发现,即证明了人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颚间骨。歌德对知识这种广采博纳的态度和孜孜以求的钻劲,也使他能胜任各种工作。在魏玛辅佐大公的生涯里,歌德先后担任的职位列出来有一大串:枢密顾问、矿物官、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建设部长、剧院监督。工作的繁琐沉重,自然夺去了歌德大量文学创作的时间,但也赐予了歌德一笔财富:务实谨慎,不虚妄,不浮泛。“你若要迈入无限,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

  如果说,不与对手纠缠是歌德的处世之道,那么“遗忘之术”是他保全自身的生命策略。在安适的表象下,歌德其实经历过多次危机,不止一次差点精神崩溃。幸运的是,他天性中的“遗忘之术”,一种“断念”的本领,能帮助他化险为夷,重整旗鼓。有时,他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遗忘,有时,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科学研究工作,或则不失时机的“逃遁”,比如逃去意大利隐居两年,休养生息,韬光养晦;他甚至借昏睡或大病一场,抛弃过去,割断关系。

  第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歌德唯一的妹妹科尔内莉亚亡故之际。兄妹俩感情深厚,科尔内莉亚把年长一岁的哥哥看作是理想男子的标准,他们习惯分享彼此的思想和情感。妹妹的婚姻阻隔了彼此,婚后的科尔内莉亚竟失去了生活的兴味,渐渐枯萎下去。妹妹的死讯传来之际,也恰恰是歌德在魏玛春风得意之时。歌德形容妹妹的离世“仿佛将他维持在地球上的强大根系掘出”,他第一次经受了生命悲苦的考验。他在风雪交加的天气里策马独行,隐姓埋名,前往哈尔茨山,去寻找那把“锐利的剪刀”,把自己的悲伤斩断。“只有借助自然,才能从一种痛苦的,自我折磨和阴郁的精神状态中获得拯救和解放。不管作为园丁或者农夫,作为猎人或者矿工,这种认识都会让我们摆脱自身。”他在哈尔茨山拜访了矿洞,让人手持火把带着他匍匐穿行于黑暗的矿道;之后他又不顾危险,冒着冰雪登上布罗肯峰,去接受自然神秘之力的命运启示。登顶后,歌德写下这样的诗句:

  冬日哈尔茨山之行给了歌德独特的宁静,使他暂时疏离人群,隔绝悲伤。对大自然的敬畏帮助他自我克服,自我超越。在山中的日子,他见识了自然的光影变幻,矿石的肌理质地,积雪的色彩魔力,歌德惊喜地发现自己具有成为一名地理学家、矿物学家和色彩学家的潜能。大自然为歌德提供了伟大教益,下山后的歌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歌德了。歌德怀着比以往更大的决心,投身于辅佐大公的使命,一大堆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任务也在等着他。“他天生就知道正确的前进方向,这种出色的能力伴随了他一生。”英国大诗人W.H.奥登这样评价歌德。

  歌德活了83岁,在他那个时代,绝对是长寿之星。“群峰之巅,一片沉寂”,生命的杰作已然完成,孔夫子所言 “尽善矣,尽美矣”,用来形容歌德的一生,实不为过。歌德创造了一个时代,并在他身后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我辈中人亦可以歌德为镜,自我修养,自我映照,在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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